从西安到西京始末:民国时期西京的首都级城市规划建设
前言 | Preface
在西安城市发展中,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。1932年,国民政府决定“以长安为陪都,定名西京”。西安近代的城市化历程,可以说是从“西京市”开始。
民国时期的西安,融汇了世界先进的规划理念,制定出一个先进都城级别的城市规划。这种规划,就是置于如今的时代,也具备了超越时代的规划思想。这期间,西安在文化保护、城区划分和景观营造等方面,让整座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善。
差一点当上首都的西安
它的名字叫“西京”
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后,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临时迁至洛阳。1932年3月5日,决定:一、长安为陪都,定名为西京;二、洛阳为行都。
陪都西京计划的出台,既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,也有以西安为依托加速开发大西北的意图。1932年11月,决议:“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之市,兼负建设陪都之专责,根据陪都计划,划定适当区域为市区,并由国库筹拨经费”。西京市由此成为全国六大行政院直辖市之一。
▲中国行政区域志
▲西京市行政疆域图
虽然民国时期设想陪都西京“以一年为期,筹备完毕”,但实际西京市成立一直处于筹备阶段,并未正式成立。抗战烽火继续,1940年11月重庆被定为陪都。
1941年12月,行政院下令撤销西京市建设委员会,西安城区改为陕西省辖市——这是西安首次成为直辖市。1944年6月30日,行政院下令改西安市政处为西安市政府。1945年4月24日,行政院正式撤销了西京筹备委员会。至此,西京筹备委员会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。
▲当年的《西京日报》,繁体竖排版
陪都西京建设期间,西安开展了一系列城市规划、地形测量、筑路修桥、水利建设、城乡绿化、古迹保护等工作。西安真正的转折由此拉开,逐步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化城市快速转型。
极具前瞻性的西安建设规划
如今西安亦可借鉴
对“陪都西京”进行城市规划设计,是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基本任务之一。1937年3月,西京筹备委员会首次确定西京分区方针。1941年,提出了两套西京城市分区方案,即《西京规划》和《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》。
▲西京市城内规划图
1937年3月24日,西京市区计划第一次会议举行,初步拟定西京市区分区方针,即将西京市区拟定为行政区、古迹文化区、工业区、商业区、农业实验区、风景区等六区,规定工业区与古迹区应先严定界线。
规划充分考虑到西京的现状与未来,一是将文化古迹区的划分,放在整个分区规划首要位置;二是以城南凤栖原为行政区,利用山川地形特点突出行政区政治职能。
西京分区规划,是“陪都”西京最为完善的都市规划方案。筹建西京之初,许多留学英、美、日等国的学者,已提出建设与规划的思路,并聘请过外国专家一同工作,引入国外城市建设与规划的新概念与新方法。它糅合了中西方当时的先进规划思想,不仅充满魄力,而且视野广阔,极具前瞻性。
▲1936年西北城墙外
▲1936年安定门
▲1936年长乐门
陪都“西京”的城市交通骨架
八十年前的西安街道
1928年,原来清代西安满城所占用的北大街以东,东大街以北的城区被划作“新市区”。1934年8月,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成立,随即着手新市区土地的估价与开发。
从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,新市区陆续开辟了多条纵横有序的干道。北新街到东城墙之间由西向东的街道依次称作:尚平路、尚智路、尚德路、尚仁路(今解放路)、尚俭路、尚勤路、尚爱路;东西方向街道从火车站到中山大街(今东大街)由北向南依次:崇耻路(今东八路)、崇廉路(今东七路)、崇义路(今东/西六路)、崇礼路(今东五路)、崇信路(今东/西四路)、崇忠路(今东/西三路)、崇悌路(今东二路)和崇孝路(今东一路)。
随着道路的修建和拓宽,以及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,新市区得到了快速发展。著名记者范长江在1935年撰写的《长安剪影》中也描述说,西安新市区的“建筑事业更如雨后春笋,异常活跃。土地价格从每亩十数元,暴涨至数百元,甚至千余元以上”。
▲1936年南大街
▲1936北大街
▲1936年西大街
至1939年,西京筹委会已筑成公路网700余里;至1940年12月,又完成了青龙寺路、大雁塔路、清凉寺便路、兴教寺便路等一系列风景路段的修筑,总计达751华里。“西京市”期间,至少修筑公路920里。
由于北关工业日渐繁盛,1941年4月起,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在北门外辟筑东、西自强路八条,南北抗战路九条以及建国路八条,共长四十余公里的土路。
倪锡英在《西京》中载,“城东有汽车路可通灞桥镇、斜口镇而直抵临潼县;西南有汽车道经狄寨镇通至蓝田县,南面有汽车道直通终南山,西面有两条汽车道干线,一通至户县,一过斗门镇、大王镇等通至周至,一线直通至咸阳。所以自西京做中心,出发到各地去,都是非常便利的”。
普查文物,保护长安古迹
无文不成长安
西京市作为周、秦、汉、唐历代都城,文物古迹特别繁多。西京筹备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文物组,保护发扬古迹文物等文化事业,拍摄“名胜古迹照片八十”,并着手整理方志资料以编撰《西京名胜古迹志》一书。
1933年9月至1934年2月间,西京筹备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文物古迹普查工作。基本摸清了西安城内外及咸宁、蓝田、长安、户县、临潼诸县文物古迹的分布与保存现状,搜集了不少文物。相关学者还绘制有《西京胜迹附图》、《西京古迹名胜略图》、《西京附近各县古迹名胜略图》、《西京城关大地图》等。
▲《西京城关大地图》(1933)(局部)
除此之外,西京筹备委员会更是力所能及地对现存文物、尤其是重点文物进行培修维护。比如整修杜公祠后,又着手开展进行茂陵及霍去病墓的培修维护。
期间,西京筹备委员会特在阿房宫、隋唐曲江遗址、唐大明宫等七十三处古迹处竖立标志,分别培植风景林、果林等加以保护。同时,先后给户县、眉县、蓝田县、韩城县等地专门发布了一系列公函,内容涉及对沣桥牌楼、草堂寺、太史公祠等众多名胜古迹的保护。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,许多文物正是通过他们的呼吁和保护,才免去灭顶之灾。
▲一九三〇年代大雁塔
出台《古迹保护管理及表扬方法》,要求“西京市区域内,古迹星罗棋布,到处皆有。业经刻石竖立标志,应由各县附属机关或随时随地就近民家等保护之”。
同时,对西京市区范围内应保护古迹分类提出了保护管理及表扬办法,比如:凡属古代陵墓、宫城遗迹、各寺院庵观等,均先竖立标志或测丈平面缩小图样,以垂悠久;美术石刻凡有倾倒者,设法扶起,并立木牌,禁止任意毁坏。
广植树木,绿化西京城乡
诞生现代城市景观
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初,即提出“广植树木,并设法长期引水入城,以资改进城市风景,调剂市民精神”的方针,作为全市建设工作的重点。
从1935年11月到1938年3月间,西京新修筑十余条汽车路旁,栽种了杨、柳、榆、槐、香椿、苦楝等树木,成活的达一万四千株有余。这一时期,还建成未央、杜公祠、含元殿三个林场和城南、茂陵、昭陵、太液池、张家村五个苗圃,进行大规模的育苗造林工作。
截至1944年4月,累计在公路两旁栽植行道树164930株。从1936年春至1944年春的八年间,在西安城乡各文物古迹区共种风景树和果树26658株左右,年均种植3332株。在西京筹备委员会所辟风景林、果园的各类树种中,长绿树种、落叶树种和果树的比例分别为29%、37%和33%,不仅考虑到文物古迹保护的特殊需要,而且也可获取经济方面的效益。
倪锡英在1936年出版的《西京》中曾以激昂的笔触写道:“要开发西北,一定先要建设西京!要到西北去,一定要先到西京去!”这并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。
1932~1945年间,从西安到西京,从陪都到直辖……西京在超越时代的规划引领之下,实现了文化古迹区、行政区、风景区等科学分区和有效治理。在此期间,西安从一个封闭之城走向了近代文明之城,为今后西安的规划和发展,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来源=公开史料信息 编辑=西安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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